在全国的省会城市里，济南以文化悠久和泉水清然闻名，经济成绩似乎不是那么引人注目。自古以来，济南便以军事和交通要塞的姿态存在着，其政治和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但实际上，无论过去的济南，还是现在的济南，它的经济成绩并不逊色，甚至一度走在前列。
　　随着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这一区域战略的启动，济南和它的经济终于突破笼罩着的政治和文化的光环，成为话题榜上的焦点。对当下政策的解析已然详细，但我们却想回看历史，那里总有些现实的影子。
　　彼时济南的辖域概念与今天大不相同，尤其是在明代，济南府辖四州二十六县，当今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中诸多城市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便囊括在内。后者为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济南，提供漕运、香税等经济支撑。除了自身经济的消长变迁，济南早已与这些城市产生关联。
　　开埠之前，济南的城市功能主要集中在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上。开埠之后，近代经济之风扑面而来，这座长期生活在城墙里的传统内陆城市，以开放的姿态握手世界，踏入经济拐点。而对生活在这里的济南人来说，“商埠”亦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跟那些宏大的发展概念，或者晦涩的经济名词不一样，它曾给这里的市民百姓最为鲜活的经济触感。
主权利益下的主动开埠
　　济南开埠，直接动因是胶济铁路建成通车。
　　对那时的当局者而言，这条由德国人修建的铁路，并非仅仅意味着交通的愈加便捷，更重要的是其背后异国势力借此渗透扩张。据史料记载，德国曾经想要独占山东全省利益，屡向当时的北京政府“要求全权力”。
　　1904年春天，胶济铁路即将竣工。山东巡抚周馥发密函至外务部，提出济南开埠设想。这位地方主政者，希望抢占主动，以应对那场“藏在铁路”里的主权利益危机。周馥意识到，一旦火车驶入济南，在烟台、青岛这些被迫开放的条约口岸里主权尽失、利权外溢的局面便会重演。
　　在此之前，开埠在中国已非新鲜事。鸦片战争后，除了迫于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一系列通商口岸，清政府也曾自开商埠。譬如，1898年，总理衙门便奏请开岳州、秦皇岛等为通商口岸，随即获准。自开商埠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政府曾下发通知，各地“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通商口岸之处，随时奏明办理”。
　　自开商埠的初衷，并非全然为了一地之经济成长，大局里的国家主权利益显然比这个重要。条约口岸初开通时，国人尚将其视为屈辱，但随之而来的城市发展和贸易繁荣，让民风大开的国人不得不重新考量其利弊，认为主动开埠通商不失为中国促进富强、挽回权利的重要途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济南开埠也很快提上朝政议程。周馥随即与当时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商议相关事宜，查看地势，就在胶济铁路通车前一个月，袁、周二人联名上奏，请求济南开埠，一起开放的还有铁路沿线重镇周村和潍县。半个月之后，清廷批准。
　　彼时的济南，民风重儒轻商，衙门、庙宇、家祠、书院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建筑。当时从事手工生产及商业经营的居民主要住在外城，消费主体是各级官府的官吏及其眷属。这座城墙里的传统内陆城市，仍未与世界市场照面，大约比烟台、青岛这些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滞后四五十年。
　　历尽沧桑的商埠区曾拥有数不清的银行、洋行、老字号，承载了济南工商业多少的辉煌。如今这里高楼林立，正崛起为新的商业中心。 
胶济铁路上驶来的近代列车
　　胶济铁路建成通车，济南这座古城也开启了它的近代化旅程。
　　开埠之前，济南的经济形态体现为传统的商业消费，那个时候，东南关一带尽是绸布店、中药铺、杂货店、当铺、钱庄、估衣店、戏班、茶馆等，近代企业仅有山东机器局一家。
　　资料显示，商埠最初的区划在老城西关之外，东起十王殿(今起馆驿街西口)，西至北大槐树(今纬十一路)，南沿长清大道(今经七路)，北以胶济铁路为限。这块东西不足5里，南北仅约2里，总面积不过4000余亩的商埠区，在筹划方面却极有格局，道路划分为棋盘状，东西向为“经”路，南北向为“纬”路，功能区划分为华洋贸易区、华商贸易区、堆货处、西人住宅处等。
　　除了方正的规划，商埠对租地的管理也透着浓郁的中国传统色彩。例如，商埠界内的地亩分作4等，以“福、禄、寿、喜”等字编号，福字号地每亩每年租洋36元，禄字号地每亩每年租洋24元，寿字号地每亩每年租洋16元，喜字号地每亩每年租洋10元。
　　这只是商埠筹建的基本工程，作为点燃经济活力的关键，当时的招商引资条件颇为开放。济南商埠暂免设关征税，投资经营的商人络绎而至。到了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济南成为华北地区贯穿东西、沟通南北的铁路枢纽。
　　1915年的商埠区，已经从原来的一片荒郊坟地，变为熙熙攘攘的繁华商区。礼和、亚细亚、三井、美孚石油等25家外资企业在这里设立总行、分行或者代理处。花行、炭业、保险业等新式行业相继出现。民族近代企业也在这个时候迅速崛起，从1905年第一家近代民营企业——— 济南电灯房创办后，泺源造纸厂、兴顺福机器榨油厂、振业火柴厂、鲁丰纱厂、丰年面粉厂等也纷纷涌现，机器取代了原来的手工作坊，打开了生产的近代化之门。自开埠后，古城济南还成为华北地区的物资集散地。《济南通史》里写道，当时济南是棉花买卖的最大市场，除了本地所产，河北省等地所产的棉花也要在此贸易。
　　城墙里的济南搭上近代化这趟列车，驶向未曾到达的远方。因为商埠区对商业经济的带动，济南开始成为山东省的中心市场。“济南遂不独为山东政治之中枢，更为山东工商业之要埠。”这座古老的城市，终于突破传统的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的功能，释放一个城市应有的经济能量，成为多元功能并存的近代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