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省会城市经济圈”和“西部经济隆起带”两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启动，省会济南与淄博、泰安、莱芜、德州等周边城市的关系也成为一大关注热点。其实，这样的区域发展战略并非凭空而来，在历史上，济南便与这些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省会济南的成长之路

没有城市能随随便便成为一个区域内的政治文化或者经济中心，济南也不例外。
　　古代设城立都，首选水源丰富、平原辽阔之地。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济南市区当时名为“历城”。前者条件，“历城”完全不在话下。但后者条件，却让“历城”尴尬。彼时的“历城”，北面有个名副其实的大明湖，南面则有泰山及其延绵余脉，地势有高有低，山水相连，平地实在局促。汉魏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北方，呈现东西向关系，济南区域内的中心是章丘一带，彼时称作东平陵，背山面水，平原广阔，控制山东半岛联系中原大地的东西交通线。
　　没有辽阔平原不要紧，对一座城市的成长来说，地理位置也很重要，作为南北交通的要塞之地，“历城”依然像颗明珠一样备受瞩目。对于冷兵器时代的政权而言，它们需要熙攘繁华的都市，也需要保护权力的军事要地。彼时掩在丘陵里的“历城”，显然属于后者。
　　魏晋南北朝，济南的这种军事气质开始凸显。魏晋以后，政权形势发生变化。少数民族政权控制北方，晋室南渡建康。政权关系方向由东西转为南北。在这一时期，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之间的“历城”便成为这些政权的必争之地，一会儿打过来，一会儿打过去。谁夺取了“历城”，便意味谁打通了要塞。“历城”往西便是黄河，地势低洼，历史上常发水灾，南北交通枢纽的重任只能落在这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军事要塞“历城”，地位渐升，甚至超越象征着富庶和繁华的东平陵，而后者也因为屠城与缺水，日渐衰落。晋永嘉年间，济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便西移至“历城”。
　　明代设山东布政使司，济南府成为省会所在。据道光《济南府志》记载，这是济南成为省会的开始。彼时，除了府治“历城”，现属泰安、淄博、德州、滨州、莱芜的部分地区也囊括在内，如当时的邹平县、齐河县、淄川县等，济南辖域范围达到历史之最。彼时的济南府需要这些富庶地区的经济支撑，譬如泰山的香税、莱芜的冶铁、德州的漕运等。
　　从汉初设“济南国”有“济南”之名，到明代作为“济南府”成为省会，历经1500年。期间辖域伸缩，直至今日济南之状。如今，它的军事交通意义不减，是全国的铁路交通枢纽，军区机关所在地。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圈”里的核心城市，它正在与周边那些曾经熟悉的城市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关系。
别处而来的济南人
　　走访济南的村落，会在它们立于村头的碑志上发现，这些村子多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迁来，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乡——山西洪洞大槐树。明朝确实有过几次官方组织的移民大潮，明初人口增加多是由外地迁来。
　　元末，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曾闹水灾，经济凋敝，不少济南人因此离家而去另讨生活。自然灾害之后则是人祸，战乱接踵而至。据《济南通史》的记载，靖难之役中，军事要地济南是抵抗明军的主战场，遭到朱棣的大肆杀戮。那些扛过自然灾害留下来的百姓，不得不逃亡他乡，当时的济南甚至出现了十室九空的现象。
　　对当时的政权来说，要填满一座空城就跟他们清空一个繁华都市一样，不是难事。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官方组织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响应积极者还能得到来自政府的金钱奖赏。譬如，洪武22年9月，山西沁州一位名为张从整的人便自愿迁移，不仅得到了钞锭，还有田地，作为典型，政府又令其回到沁州，号召百姓跟他一样离开故土，远去济南。
　　在古代，战乱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济南便经历过一场民间自发的规模稍大的移民潮。大量人口跟随晋室南下，不少济南人迁至江苏，济南以北和以西一些地方的人口则在济南落脚。但是，这起移民潮中涌动的多是当时的贵族或者大家族，黎民百姓并没有经济和武装实力在兵荒马乱里一走数千里地。北魏时期，济南设立了一些侨置郡县，安置那些来此落脚的外省人。譬如，在现在的长清区张夏村便曾存在过东太原郡。
　　如今，人口迁移依然在济南发生，但这个时候的人口迁移有着更多时代经济发展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