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在唐时甘棠港的兴盛并非偶然,更为后世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关于唐甘棠港的盛况,欧潭生在宋《三山志》中找到了相关的记载。书中描述福州城壕“折而东,经金墉桥,与甘棠闸潮相遇……其北又分为二:一自去思桥北,西入甘棠闸”。(《旧记》:晋严高筑城日,从今迎仙馆前开水口,通澳桥浦。观《治平图》,馆在甘棠闸侧,今转运东行衙是也……绍兴二年夏旱,程迈命知闽县王陔重修……甘棠八月十三日兴,十日成。令法海、庆城二寺管之,以潮大为启闭之节。淳熙元年,史丞相浩复修。)
这一记载,说明“东方巨港”甘棠港的闸门设在福州城下,万国商船随着海潮可直接来到鼓楼前。甘棠闸的具体位置就在鼓楼区庆城寺与法海寺之间,由二寺和尚管理“以潮大为启闭之节”。欧潭生说:“据说当年闽地能制造长二十丈、载数百人的航海大船(福船),数量有成千上万艘。所以,《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载‘黄崎之劳,神改惊涛。役灵祗力,保千万艘’,这就是唐朝四大港之一甘棠港的繁荣景象!”
一个巨港的诞生和兴盛非天时地利不可能成功。在欧潭生看来,除了优越的海洋地理优势以及当时闽王王审知所采取的开放政策外,福州亦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汉代福州置东冶港。在汉武帝时东越王余善曾率八千水军兵至广东揭阳;汉武帝派四路大军灭闽越,其中横海将军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东冶。去年屏山地铁工地发掘出土的大铁锚可为这一历史作证。此外,《后汉书》有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三国时期福州设‘典船校尉’于开元寺东直巷内。”
据考证,闽王王审知在位28年,甘棠港前后兴盛了约半个世纪。之前很多人说泉州是唐朝四大港口之一,隋唐时期福州曾改名‘泉州’,这里的‘泉州’就是现在的福州。后来由于王审知子女不争气,战乱频繁,甘棠港及内外贸易失去政权的支持,逐渐衰败,衰败到如今甘棠港在哪里都需要后人来考证。以前德化窑瓷器都是通过永泰由福州入海出口,甘棠港衰败后转向泉州;福州怀安窑外销瓷很有名,甘棠港衰败后怀安县于明代并入侯官县,窑址成了一片废墟。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幸而此后福州对海洋的探索未曾止步。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皆以福州长乐太平港为基地,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明清时期,福州成为中国与琉球贸易的唯一口岸。清代,福州马尾孕育了中国近代海军,建造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设备最完整的造船基地,第一次尝试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也是中国学校以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教育学生的开始……可以说,历朝历代,福州都是中国对外交往交流的一个窗口,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