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海疆。五口通商，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后海禁”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英政府认定福州是武夷茶最佳的外销港，为此坚决要求福州开埠。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运往广州的旧茶路及运往上海的新茶路，福州成为武夷茶区唯一能保持出口路线畅通的口岸。次年（清咸丰四年），清政府下令解除福建茶叶海运出口禁令，福州迎来了茶叶贸易的黄金时期。此后，福州茶叶出口迅速发展，很快超过广州、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地，每年的出口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

　　当时，从福州出发形成了几条海上茶叶之路：

　　福州—英国伦敦，每年输往英国的茶叶占福州出口量的2/3以上，福州成为伦敦茶叶市场的主要供应者；福州—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纽约、波士顿和罗德岛等地）；福州—俄罗斯（1860年，海参崴被割让后，直接从福州经由宁波、上海等地运往海参崴，再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往彼得堡等地）；福州—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

　　福州茶市的繁荣催生了驰名中外的“运茶比赛”。比赛起点在马尾罗星塔，终点在伦敦或纽约等地的船坞，最早达到的船只所载茶叶往往身价百倍。为了加快新茶投入市场的速度，“中国茶叶飞剪船”应运而生。从福州出发的运茶比赛促进了世界航海史欧美帆船的改革与发展。“飞剪船”的黄金时代也是福州茶港誉满全球的鼎盛时期。

　　福州新茶路的开通，改变了鸦片战争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为福州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当时的福州被认为是“中国东南之财源”。利润丰厚的茶叶贸易税收是马尾船政重要的资金来源。影响全球的十九世纪中下叶福州茶叶贸易是中华民族对接现代全球化贸易的积极尝试，通过对马尾船政提供财政上的扶持，福州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业利润转化为对民族未来以及中国海权前途的扶持与投资，是海上丝绸之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延伸与发展。